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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三立年少时就才识过人,“倜傥有大志”,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约束。光绪八年,参加乡试,因深恶“八股文”,应试时,不按八股文作答,而以散文体答卷。在初选时,
他的卷子就被扔在一边,幸好主考官陈宝琛赏读到,将他选拔为举人。四年后,陈三立赴京会试,中进士,授吏部主事。但当时吏部早已腐败透顶,陈三立虽有经纬之才,却无法施展。1898年,当陈三立听闻《马关条约》签订后,悲愤至极,致电张之洞,“吁请诛合肥,以谢天下”。当然,张之洞深谙晚清的官场之道,哪里会考虑陈三立的吁请。

最后,只好请其父徐致靖向光绪帝推荐康有为、梁启超、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实施变法。戊戌政变前夕,见风势不对,致函王先谦,为自己曾经赞同维新开脱。戊戌变政后被革职。

戊戌政变后,与其父一起被革职。抗战爆发后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日军想拉拢陈三立出山,但为表明立场,他绝食五天,最后忧愤而死,享年八十五岁。

晚清维新派“维新四公子”,分别为:陈三立、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

于1853年出生在江西修水县,字伯严,号散原,父陈宝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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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仁铸,字研甫,光绪进士。中日甲午战后,痛感国家衰败,必须变法。之后结识梁启超、谭嗣同,并与二人结交,开始接触新学。他还亲手颁布条诫,创办各类学校,提倡学习自然科学,为国家培养各种实用人材。不料,却遭到湖南顽固派叶德辉、王先谦等的攻击。

光绪二十一年,其父陈宝箴被任命为湖南巡抚,他原想以湖南为富国强兵的“试验地”,进而挽救华夏于危难之中。为了协助父亲实施救国之道,陈三立干脆辞官随父前往湖南上任。父子联手,效法日本明治维新,在湖南办时务学堂、武备学堂、算学馆、《湘报》、南学会,吸引了包括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在内的一大批维新志士,瞬间给湖南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使之成为全国维新运动的中心之一。当时人们将湖南比做日本幕府时期的萨摩和长门。这还要归功于陈三立。

陶菊存,又名陶葆廉。字拙存。陶菊存在随其父陶模到新疆赴任迪化知州的路上,他沿途逾长城、渡瀚海,经古代蒲类等地,行程一万一千两百余里抵达迪化。陶葆廉以日记方式,生动地记述了途中的所见所闻,着成《辛卯侍行记》。该书除记日月程途、酬应往来之外,详述各地地理形态、户口变迁、人心风俗物产的异同,并对某些民间流传的古代传说,或加考证,或加澄清;对上古尧舜禹关系的考据推理,对回、蒙古、吐蕃、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渊源变化,均有提纲挈领的综述,使该书成为晚清西北史地学的一部力作,为后世中国西部的地方风俗、人文、地理、民族研究,留下了丰富的文字资料。

不久,陈三立与谭嗣同、丁惠康、吴保初并称“维新四公子”,
声名显赫一时。受到父亲影响,青年陈三立对西方列强侵华、大清内忧外患有着不同寻常的认识。

说到谭嗣同,这是多数读者认识的一个维新志士,这里就不深入了。在浏阳乃至中国的历史上,谭嗣同都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伟丈夫,他为戊戌变法慷慨赴义的壮举感召日月。但很多人都不知道,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被杀,押赴刑场的路上,老百姓是往他身上丢菜叶子的,当然都是最烂最坏的菜叶子,丢满了一身,烂白菜帮子挂满了一脸。群众的高呼声此起彼伏——打死这个汉奸,打死这个叛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