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邵洵美,很多人的第一印象,都来源于高中语文课本里鲁迅的那篇《拿来主义》。文中,有这样的句子:“某些人……因为祖上的阴功,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对于这句话,文章里有一个注释:“这里讽刺的是做了富家翁的女婿而炫耀于人的邵洵美之流。”

邵洵美与盛佩玉

显赫的家世、复杂的交往、特别是鲁迅与邵洵美之间那段说不清道不明的“公案漩涡”,使得邵洵美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文学研究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即使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很多被“掩埋”的中国作家纷纷“出土”,邵洵美也还是默默无闻。直到最近几年来,这个曾经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坛上活跃一时的新月派主将,有着“小孟尝”之名的诗人、散文家、翻译家、出版家,才开始引起各方面的注意,但其人其事还是笼罩在扑朔迷离的烟雾之中。

2006年6月27日,是邵洵美诞辰一百周年,抱着“还原事物本来面貌”的心意,邵洵美的女儿邵绡红历时十余载,在走访了当年曾与邵洵美有过接触的施蛰存、秦鹤皋、许国璋、萧干以及项美丽等人后,写出了《我的爸爸邵洵美》一书,而经她亲自整理的一套十本《邵洵美文集》也将付梓出版。近日,在位于公园大道的北京新居里,已过古稀之年的邵绡红接受了记者的采访,随着她的叙述,一段如烟的往事逐渐呈现出清晰的轮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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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洵美盛佩玉一家三口

“鲁迅先生所谓‘做了女婿换来的’的评语,对爸爸很不公平。”

“即使到了现在,对于鲁迅与我父亲的纠葛是如何源起的,我还是不太清楚。”邵绡红说:“除了文章中你来我往的交锋外,在我的印象中,我的父亲与鲁迅除了在1933年萧伯纳访问上海的欢迎笔会上见过一次面外,他们并没有太多的直接交往。”

据她母亲盛佩玉回忆,当天邵洵美傍晚回家时,曾把白天的经过讲给佩玉听,他说,这次是他第一次见到鲁迅先生。活动结束后下起了雨,天很冷,他见鲁迅站在屋檐下,像是在等车,冻得脸都发青了,于是他还主动上前邀请他上自己的汽车送他回去。

“鲁迅先生所指的‘富家翁的女婿’,当然是指爸爸娶了妈妈—————盛宣怀的孙女盛佩玉。实际上,这样的评语,对爸爸来说是很不公平的。”邵绡红说,“首先,邵氏家族在上海也是一个大家。我的太爷爷邵友濂官至一品,曾任湖南巡抚、台湾巡抚。爸爸从小被过继给大伯邵颐,而邵颐的夫人李氏是李鸿章视为己出的侄女,当年以中堂大人的千金之名嫁到邵家,从谱系上讲,李鸿章也是爸爸的外祖父。其次,很多人不了解的是,爸爸和妈妈是姑表亲。爸爸的生母是盛宣怀的四女儿,爸爸不仅是盛宣怀的孙女婿,其实更是他的亲外孙。”

盛宣怀是中国近代史上着名的洋务运动倡导者,更是中国近代第一代实业家,他一生创下了多个第一:第一家银行、第一家电讯企业、第一条南北干线铁路等。

与徐志摩、陆小曼的相识

“实际上,我爸爸和徐志摩的相识,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奇缘。”

“人们总以为邵洵美与徐志摩的深交缘于他们都是三十年代写作新诗的诗人”,邵绡红说,“实际上,我爸爸和徐志摩的相识,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奇缘。”

故事始于1925年,当时年轻的邵洵美负笈英伦,在剑桥大学的伊曼纽学院攻读经济。暑假时,与他一同住在导师家里的留学生刘纪文邀他去巴黎,从而结识了张道藩、徐悲鸿及夫人蒋碧薇等一批在法留学生。奇怪的是,徐悲鸿等人一见到邵洵美就说他长得极像徐志摩,一个中国诗人,而在此之前,在剑桥市中心有个摆旧书摊的老人,每次见到他也总是问他是不是姓“Hsu”,说有个要翻译《拜伦全集》的中国人和他有着同样的面貌。邵洵美感到“一定是天意要把他和徐志摩拉在一起”。巧的是,没过几天,他和徐志摩竟在路上巧遇了。徐志摩一见邵洵美,就亲热地拉着他的手说:“弟弟,我找得你好苦!”原来,徐志摩也听到了许多关于邵洵美的事,也在四处打听他。

邵洵美后来与陆小曼一直有往来。解放后,还曾一起参加政协组织的活动。邵绡红回忆说,1957年,她在南京上大学,有一次回家时,还碰上陆小曼前来邵家做客。“她和电影里的陆小曼完全不一样,我记得她写的字非常漂亮。”有一次,听说陆小曼要来,为了替她祝寿,囊中羞涩的邵洵美还托好友将一枚祖传的吴昌硕的印章代为转让,以筹得宴请之款。这枚珍贵的印章当时仅换了10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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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洵美

与项美丽的“倾城之恋”

“他与美国女作家项美丽只是情人关系,并且文学上的往来比男女之情更深切。”

除了显赫的身世和传奇的人生,邵洵美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还包括他与美国作家项美丽的一段恋情,项美丽和邵洵美的爱情在三十年代的文坛是公开的,也称得上是当时的一桩“倾城之恋”。

对于父亲与项美丽的这段感情,邵绡红并不讳言。她澄清了一些传记里强调邵洵美的财富和挥霍,强调这位白人女子是一位中国男人的“妾”的说法:“项美丽并不是我父亲的小妾,他们只是情人关系,是互相欣赏对方的文才而走到一起的。”在她看来,他们之间在文学上的来往与合作,比男女之情更深切一些。

1935年,埃米莉哈恩从美国来到上海,当时她的身份是美国《纽约客》杂志社的通讯记者。“那个年代,能涉足洋人生活圈子的中国人很少,我爸爸是其中之一。让埃米莉吃惊的是,她发现我父亲除了具有文学的天才外,还能用英文写诗。遇到这么一个能说一口纯正英语,又写得漂亮的中英文文章的中国同行,她能够很方便地去了解中国,而且结识了不少上海文化界的人士。”邵绡红说,邵洵美给埃米莉取了个中文名字“项美丽”,这是从她的英文名字音译过来的。

当时,项美丽的寓所在宁波路江西路口的一座大楼内,和邵家在同一个弄堂。邵绡红回忆说,在抗战期间,邵洵美和项美丽一起出版了中文版《自由谭》和英文版《CandidComment》,邵洵美经常前往项美丽的寓所,而项美丽和邵家上下相处得也很融洽。“她不是很妖艳的那种人,对人很亲热,穿着也很朴素,她喜欢带着她的宠物猴子。那时候我五六岁左右,经常和她一起去看电影,记得有一次我坐在她身上看电影,还尿在她身上了。”

邵绡红说甚至她母亲盛佩玉对项美丽也没有敌意,有一次项美丽的一只小猴子死了,还帮着她一起埋葬。邵洵美在出席笔会的各种活动时,陪伴身边的人常常是项美丽。盛佩玉也不干涉。

邵洵美是“八一三”事变当天下午3点方从上海杨树浦寓所逃出的,战争使邵的家产蒙受重大损失。为了挽救部分书和印刷材料,项美丽让邵洵美的一位律师朋友作证,证明她与邵洵美是夫妻关系,从而因为她的美国人身份,使得印刷设备得以从日本人手里搬出来。而邵洵美也成就了项美丽的事业,让她真正建立起文名的《宋氏姊妹》一书,得以写成完全靠了邵洵美的牵线。原来宋霭龄是邵洵美的五姨妈的英文老师,因着这层关系,经由邵洵美的引介,项美丽得以和宋霭龄见面,并由宋霭龄劝服了宋庆龄和宋美龄两位姊妹让项美丽写她们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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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洵美主编过的论语杂志

项美丽花了几近两年的时间在香港与重庆两地和宋美龄共处了长段的时间。《宋氏姊妹》于1940年在美国出版,立刻引起轰动,之后,项美丽又将她在上海、重庆以及后来香港的战时经验写成了另一本畅销自传《我所知的中国》。不过,在1939年离开上海之后,项美丽从此结束了在邵洵美身边的日子,在香港与查尔斯同居,1943年返回了美国。邵绡红说,她的父亲曾在1946年去美国,看望了项美丽和查尔斯。

1995年,为了搜集父亲的有关文章,邵绡红在美国拜访了项美丽。“那时她已经90岁了,胖了很多,但我还能认出她来。”她说,见面时,两人激动相拥。项美丽应她的要求,给她复印了1938年与邵洵美一起出版的《直言评论》月刊。使邵绡红惊讶的是,她在上面发现了毛泽东撰写的《论持久战》的英译文。

项美丽比邵洵美长命得多,直到1997年2月17日辞世,活了92岁。虽然她与邵洵美只生活了5年,但她一生出版了52本书,其中有10本是写中国的。10本中又有4本是以邵洵美为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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